绘世界手绘怎么样: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经过 2011.03.17. BZRXZ zhuan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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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经过 2011.03.17.   BZRXZ   zhuantie
2010年10月02日 14:02:36  来源: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复出。正是这次复出,使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1976年4月7日,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不几天,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这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随之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1976年10月7日,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此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示赞成。与会人员都把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但华国锋觉得时机尚不成熟,采取往后拖的办法。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小平,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正常的政治生活。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很快,因患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而住在301医院治疗的邓小平,就读到了发给他的第一批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没过几天,中央办公厅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华国锋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从当时全局出发,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是有考虑的。在1977年1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讲出了他内心的疑虑和打算。
华国锋说: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同志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小平同志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小平同志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又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小平同志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华国锋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还说: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对于华国锋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叶剑英也是赞成的。他曾对一位老同志说:小平同志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从1977年1月开始日益高涨。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和悼念的诗文、标语。人民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大字报等形式,声讨“四人帮”,肯定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北京的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群众呼声越来越高。这段时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尽快”。
不过,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的安排下,邓小平和全家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的25号楼。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看了,知道毛泽东赞扬过邓小平。可见,华国锋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
1977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按照“两个凡是”起草的。叶剑英多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尽快平反。但都未被采纳。
会议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基本上就是前面已经引述的1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讲的那些话。华国锋继续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指责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说:确有少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还有极少数同志政治上发生了动摇。还说,赫鲁晓夫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我们要接受教训。
尽管如此,有些同志还是冲破了华国锋设置的禁区,触及这两个重要问题。最有影响的是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
陈云的这份书面发言稿写出来以后,先同胡乔木商量。胡乔木看后建议,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一点一定要写。陈云表示接受,说,你帮我写吧,还用我的文字。胡乔木即加了一段。随后,陈云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家里,陈云同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一起谈了一下,请他们把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3月13日上午,陈云向上海代表团提交了书面发言。陈云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肯定地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没能登上简报。
对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没有置之不理。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一方面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五运动”中,“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方面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表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3月14日当天,胡耀邦即到西山25号楼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就当前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
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以“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眼光。邓小平在信中表示:“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邓小平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去年十月十日的信”,指那天邓小平给汪东兴转华国锋并党中央的信。在那封信里,邓小平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拥护党中央关于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4月14日晨,邓小平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对4月10日那封信修改的有关情况。当天,华国锋就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东兴同志: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
此后,汪东兴、李鑫受华国锋委派前去看望邓小平,同他谈中央转发他那两封信等情况。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遭到邓小平严辞拒绝。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的这封信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央的信,一起转发至县团级。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他追述了同汪东兴、李鑫的否定“两个凡是”的谈话,并进一步指出,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凡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在这样的情势下,华国锋顺乎党心民意,按3月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主持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让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完整地、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明确表态: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一个星期以后,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出席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当他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近10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外国记者迅速报道了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他们写道:
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第一次。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比赛中间休息十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十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从此,邓小平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上开拓前进!(程中原,《百年潮》)
解密:邓小平怎样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2010年09月12日 09:27:55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不能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可能要亡党亡国/要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 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而相当多的老干部又不愿交班。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 年7 月14 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
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 岁左右的人了,60 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 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 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
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 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 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 月2 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 年1 月13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 月18 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9 月6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22 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实际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二)“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二)“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 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 年6 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9 月4 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滑进去后,又默默地关闭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已经长出了果实,3 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拙朴、苍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 个月,大家还希望自己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 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眼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要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 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三)邓小平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三)邓小平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1985 年,美国前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989 年11 月9 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堂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说明工作,中央委员们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行表决。上午9 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讲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如释重负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中午吃饭,全家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退休的问题,有的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有的说:“我捐献一瓶好酒。”邓小平则从容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孙子笑了,说了一句:“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下午3 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如释重负,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泽民趋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同中央3 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亲切会见。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代表五千多万中共党员和十二亿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邓小平送出了会场。临别时,江泽民表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京城趋于平静。但在邓小平家中,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笑语不断。晚饭的时间到了,4 个孙子、孙女跑着跳着来到邓小平身边请他去吃饭,还送给他一张他们赶制的贺卡。邓小平打开一看,贺卡的4 个角上别着4 个蝴蝶结,代表他们自己,中间画了一颗红心,代表孩子们的心愿。贺卡上边还端端正正地写有一行字:“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邓小平眼看贺卡,耳听女儿们的讲解,欢快的神情浮在脸上。大女儿邓林眼疾手快按下快门,留下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看完贺卡,孙辈们分别上前来亲吻敬爱的爷爷,刚满3 岁的小孙子竟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逗得全家人开心大笑。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在家人的簇拥下,邓小平来到餐厅。墙壁上,一排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1922——1989——永远!”邓小平理解了家人的心意,脸上浮现出深沉的微笑。
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时间,邓小平又坐在了电视机前。这个节目他必看,因为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他知道,今晚《新闻联播》的内容与自己有关。
果然,播音员那准确、抑扬的音调传了出来:“11 月6 日至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大江南北,传遍了五洲四海。消息传开,人们从惊愕之后无不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总设计师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11 月10 日至12 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这天,邓小平又来到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中间,并和他们合影留念。这时,军委领导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感到,最近一段时间,自己讲的话很多,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之时,在自己领导下的这些将军们面前,还是应该讲点话。
于是,邓小平手拿话筒,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他再一次充满希望地表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将军们目不转睛地静静倾听着。他们从心里敬佩眼前这位红军的创建人之一、称呼了几十年的“邓政委”。他们衷心地敬仰这位身无军衔、就任8年军委主席,在新时期指引人民军队走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道路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如今,他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功高隐退,怎不令人由衷地敬仰呢!
最后,邓小平满目深情地环视着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向大家袒露着肺腑之言:“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四)“退就要真退”/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四)“退就要真退”/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11 月13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站在屏风旁边的邓小平,容光焕发,同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握手。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几十位中外记者,邓小平向他们、也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短短几句话,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和,几十位在场的中外记者却由此得一条重要信息:今天,敬爱的小平同志将正式告别他六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他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后有些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面。邓小平赞扬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63 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接着,他又谈到了治理整顿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问题。
会见开始前,有的记者就把想和邓小平合影留念的愿望同陪同邓小平会见的邓小平的女儿讲了。他的女儿很理解记者们的心情,说:“等会儿会见外宾结束后再说,好吗?”大家高兴地回答:“好!”福建厅内,友好会见正在进行;大厅外,大家已经准备着和邓小平合影。
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你健康长寿!”邓小平用力地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感激。日本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了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大家边笑边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正式会见记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
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照相屏风前,“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有的同志为了离邓小平近点,还不时地调换位置,尽量靠近在邓小平身旁。邓小平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正式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正式接受最后一批记者。就这样,邓小平告别了领导工作岗位,正式退休了。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余玮 吴志菲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说他“好犯上” 邓小平说他“惹不起”
2010年09月11日 07:42:35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说他:“好犯上!”
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张爱萍,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
其子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全面展示了张爱萍多姿多彩的人生。本文节选的是中国第一次核爆的最后关头,张爱萍经历的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人们都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死亡之海”,但真正的“死亡之海”是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原子弹爆心。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里曾40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63年5月至11月,成功地进行了7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
12月24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
20天后,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
6月6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1964年9月22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前的24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
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岢岚23基地,神州5号发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后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
1964年10月13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试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在父亲带领下游览戈壁滩上的楼兰古国遗址。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习惯。1945年他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袭战役的前夜,他顺道游览了皇藏峪,这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地方。父亲说:“司令员是张鼎丞,他听说我游览去了,急着说你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要开战了,还有这个雅兴?”
楼兰,这个罗布泊边上的神秘古国,早在1600年前就消失了。楼兰人是否随着家园也一起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遗存在大漠黄沙之中的古城遗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吗?几年前,当父亲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看这里的遗迹时,他就想,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变了,他说:“不是成功了再来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亲自动员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这些掌控着现代人类最高文明的学者们,在这颗原子弹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这个几个世纪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两者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吗?核弹,这个标志着现代科技的最高领域,难道也会和眼前这些被黄沙掩埋了的古代灿烂文化一样,最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
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李旭阁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紧张,这可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托啊!”
呈现在这些科学家眼前的,只是残露在黄沙中的城垣遗迹和颓败的佛塔。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都在关注着罗布泊。
周恩来9月21日致信毛泽东:“……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
第二天,即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
中国的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表猛然间迫近了。
9月23日16时40分至17时40分,周恩来又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11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是: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周家鼎、王亚志、李旭阁。
周恩来说:不应知道的人就不要让他知道。要实施封锁。
他又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也不要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消息也不准漏出去。参加试验的有6000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个(指父亲和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他又说:准备好了,打个电话给我们,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20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家里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来问: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
父亲回答:要隔两三个月。
总理说:只好待明年了。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早响。
总理说:还要防止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
然后是分工:总参和空军作出防空部署;刘杰负责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陈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当晚,父亲即召集核试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回忆说:“我站起来要走,总理说,掏掏你的衣兜,有没有纸条。总理当时规定,会议的内容不准做记录的。……运输要学习荷兰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话时,其余通话统统拆线;命令一旦启动,不准再对外通信;从上到下逐级检查落实。我自己从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
两弹一星是科学,但科学也相信运气。
前苏联的电影《训火记》就有这样的描写。决定发射20次,前19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后一发,也就是第20次,掉下来了,那前面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如果当初的决定就是试验19次呢?那结果就是成功。
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准备了不同设计的三发弹,第一发,父亲亲自到场指挥,成功了。第二发,我去看,在科委指挥所,失败了。钱学森解释说,是一、二级分离早了零点几秒。我回去说,好不容易去看一次,还失败了。父亲说,那是你运气不好。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父亲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问过父亲,他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正如父亲自己讲的,没什么诀窍。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必须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心细如发,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奋,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因为只有你,具备最后的拍板权。他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参加的多是司局级的领导,他一个副总理,军委领导,谁敢在他面前强词夺理、油嘴滑舌?
东-5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谁的责任?争执起来。父亲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父亲说他记得好像是张镰斧,亲自爬进发动机仓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为一根鞋带折腾了好几天,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父亲说“五定”是怎么搞的?给我追!五定,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定人员、定职责、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查的结果是装配人员中有人丢了根鞋带。父亲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
几年后,我的朋友淮淮,航天部外事办的干部,去这个地方。进车间时,门卫叫她把鞋带解掉。为什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张爱萍的命令!”
愕然。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不知道,反正我来这之前,大概总得有十来年了吧!”门卫讲了他的师傅,上一届老门卫留下来的故事。
“没有哪一任领导愿意去改这个规矩。”门卫补充道。
“是啊,”淮淮和我说,“一个厂长怎么好改动副总理的指示呢?”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改,为什么不叫后人都记住这个故事呢。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目击者称: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烧起来,太阳都变成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靛蓝、绒白地变幻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塑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这一天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
惊愕之余,足足等了4分钟后,父亲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成功了!”
没有回音……沉默。
父亲说:“总理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愣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
不亲临其境,怎么会感受得到那股让大自然都颤抖的神力呢!
要回答周恩来是不能用“地动山摇”这样的词汇的。父亲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望着60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苍穹之间的巨大云柱,什么爆炸能制造出如此奇观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也做了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父亲告诉总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60公里外看见蘑菇云升起来了,这样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药所能,根据火球、声响、蘑菇云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来判断,应该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后检测到的数据为准,科学嘛!
几分钟后,周恩来电话转达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毛泽东说过:“那东西可以吓人!”他当然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折腾出来的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真的!
在现场的人是不会想那么多的。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的这团耀眼的火球更有说服力的呢!他们冲出堑壕,喊啊,跳啊,哭啊。他们顺势倒在沙坡上,双脚乱蹬沙石,互相拥抱,将帽子抛向天空。
有一张照片,他们把父亲和几个科学家抬起来,抛向天空。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估计在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根据总理指示,报告送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
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神力,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
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言和了。对抗的双方,最终走向平衡。
意义还不仅在于此。不到一年,1965年8~9月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68年6月联大核准该条约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在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中,中国要成为核大国,但中国又要成为一个主持正义和对人类前途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虽然在信仰和价值观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尊重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必须的,中国不可能去扮演无赖的角色。
1964年10月的这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相互制衡的时代到来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称它为核时代。
我的车在这片被称作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缓缓地行驶。沿途经过了好几个早已废弃的营房,那是参加核试验部队的住处。很多遗弃的物品和器材上,依稀可见1964年的字样。接近爆心很远处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奇特的是,残垣断壁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那是被冲击波过后产生的负压掀掉的,它们向天敞着大口,要同上苍对话。
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原子弹不是武器,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父亲讲完了他的故事后说出了他的结论:
“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2000年,我国经济实力到达了历史的新高峰,GDP超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中央奖励了一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授予他们功勋科学家光荣称号。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有人记起父亲当年在动员大会上讲过的话:
“在座的有读过《封神演义》的吗?
来无影、去无踪、千里眼、顺风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
今天,你们的工作就是变神话为现实。
将来,后人们也会为你们封神的。记住,你们中的有些人,将来是会上共和国的封神榜的!”
40年后,国防科技战线上被“封神”的科学家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的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共23人……
(摘自《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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