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教育大专要考试吗:吴敬琏:政府垄断35万亿土地资源 腐败前仆后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宝宝故事网 时间:2019/10/14 06:55:07

吴敬琏:政府垄断35万亿土地资源 腐败前仆后继

作者:吴敬琏  时间:2010-10-21   浏览次数:388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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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产生寻租空间,导致腐败和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如果政府主导经济资源配量,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发展经济学有个可以说是定理性的概括:在现代性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趋于稳定;但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容易激化。

  旧体制下,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冻结的状态,大多数民众也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几千年留下来的旧体制可以打破,自己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于是,期望值就变得很高。可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建立的。

  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尤其是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是走不远的。但90年代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缺陷逐步扩大,只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有些缺陷被暂时掩盖了。

  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80年代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关键是这个转型并不容易,挺痛苦的,代价挺大的。

  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利益了,做起来就很难。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就是开单子,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各种行政办法去“压缩产能”,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宏观调控就变成了微观干预。本来1990年代最后几年政府审批有少的趋势,虽然减少得不够快,中间还有好多猫腻。比如说把一个项目分解成十个项目,然后就报告砍掉了多少多少个项目,其实没砍掉那么多,原来就有这样的问题。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引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但也不能说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进步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永济考察,茅于轼、汤敏老师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家家问了,农民都说,3到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但那个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一些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 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能够抵制那种走向动乱、走向衰退的力量。

  新世纪以来,我们社会有两个愈演愈烈的趋势值得特别警惕。一个是腐败的趋势。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据农口专家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35万亿,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一些不良官员,腐败是前仆后继。

  另一个是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这样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前列了。

  但这两个趋势的愈演愈烈还不是最可怕的。社会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理性地讨论,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理性解决的办法,不会没有出路。但是又碰到了另一个不好的势头,即在两个愈演愈烈出现之后,一些人并不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越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现国进民退这套东西,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但我们现在还来得及,要上下同心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在1990年代提出,我们处在一个赛跑的过程中,结果要看腐败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哪一个跑得更快。

  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的转折就是蔡昉教授讲的“刘易斯拐点”,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改变,劳动力供给从最高点下来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不能再主要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投入来推动了。

  中国还处在非常艰难的转型中,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这个大方向一致的条件下,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不管是“ 左”一点的,“右”一点的,还是“中间派”,应当捐弃小的差异,要团结,要合作,致力于共同的事业,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

  (摘自《中国还处在艰难转型中——吴敬琏访谈录》一文,作者:笑蜀,有删减)